经过6年多的不懈努力，我院种质资源收集、研究及苗木繁育团队在木兰科喙木兰属分类范围的界定研究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其成果已以“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loroplast Genomes of Eight Species of the Genus Lirianthe Spach with Its Generic Delimitation Implications”为题发表于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https://doi.org/10.3390/ijms25063506）（SCI，Q1，IF=5.6）。我院吴涛副研究员为第一作者，司马永康研究员为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760180）、云南省国际科技特派员（司马永康）认证项目（202203AK140005）和云南省基础研究专项重大项目（202201BC070001）资助。

喙木兰属（Lirianthe Spach）是法国植物学家Spach于1839年以长喙木兰（Lirianthe grandiflora （Roxburgh） Spach = Lirianthe pterocarpa （Roxburgh） Sima & S. G. Lu）为模式而成立的属。后来，于1950年被英国植物学家Dandy归并于木兰属（Magnolia Linnaeus）并降级为木兰属喙木兰组（Magnolia sect. Lirianthe （Spach） Dandy）。经深入研究，2008年我国植物学家夏念和和吴征镒认为Dandy的降级处理是不当的，并恢复了其属的分类地位。就现有资料看，这一类群一经成立，其分类范围就成了争议的焦点（Spach, 1839; Dandy, 1950, 1974; 刘玉壶，1996，2004；吴征镒等，2003；孙卫邦和周俊，2004；Figlar & Nooteboom, 2004; Xia et al., 2008; Sima & Lu, 2012; Xia, 2012; Wang et al., 2020）。因此，界定喙木兰属合理的分类范围是解决以上争议的关键。

通过木兰科cpDNA全基因组的分析研究，该决定性进展从分子水平进一步核实和明确了喙木兰属的合理分类范围，并支持司马永康-陆树刚系统（Sima & Lu, 2012）对喙木兰属范围的界定，认为其界定范围是单系而合理的。而就近50年来发表的系统来看，Dandy系统（1974）承袭了Spach的范围界定，木兰属喙木兰组仅含喙木兰1种；刘玉壶系统（1996，2004）没有承认木兰属喙木兰组而将喙木兰置于木兰属常绿木兰组（Magnolia sect. Gwillimia Candolle）；然而，Figlar-Nooteboom系统（2004）的木兰属常绿木兰组，则包含了已降级为亚组的刘玉壶系统（1996，2004）木兰属常绿木兰组（Magnolia subsect. Gwillimia Candolle）以及荷兰和印度尼西亚植物学家Blume于1829年建立的盖裂木属南亚盖裂木组（Talauma sect. Blumiana Blume = Magnolia subsect. Blumiana （Blume） Figlar & Nooteboom）；而夏念和系统（Xia, 2012）、孙卫邦-周俊系统（2004）、吴征镒等系统（2003）与Figlar-Nooteboom系统（2004）一样，承袭了刘玉壶系统（1996，2004）对木兰属常绿木兰组的范围界定，是狭义的；结果表明是并系的，同时表明他们所界定的盖裂木属（Talauma Jussieu）是复系的。以上也很好地回答了司马永康-陆树刚系统所界定的喙木兰属范围为何被后来的王玉兵等系统（Wang et al., 2020）所承袭。

喙木兰属分类范围的合理界定无疑为喙木兰属其它植物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分类学、区系地理学和资源学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为喙木兰属乃至木兰科植物多样性的更好认识以及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学指导。

供稿：李锦宇